当叙利亚境内出现某些突破自己立场的“红线”事件之时，以色列也在坚决地通过有限度的军事手段，表明自己的立场。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设立的关于国会最后决定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的期限（5月12日）临近，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渐趋紧张。
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抛出了“半吨”证据，证明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之后，伊朗仍然试图转移核设施并且秘密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以色列国会通过了授权总理及国防部长在“极端状态”下向他国宣布战争状态的法案，而且以色列国防军装甲部队开始在以色列北部集结，俨然有直接在叙利亚与伊朗爆发军事冲突的态势。
在历史上，如何处理外部威胁，一直是以色列需要面临的重要战略难题。上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爆发内战，邻国叙利亚直接出兵介入。
作为邻国的以色列提出了在黎巴嫩问题上的三个“红线”，即叙利亚防空导弹不得进驻黎巴嫩，叙利亚战机不得飞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南地区，叙利亚地面部队不得派驻到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然而，局势并未因此稳定，相反，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尽管美国介入斡旋，但最终还是爆发了1982年黎巴嫩战争，即“第五次中东战争”。
如今的叙利亚内战，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黎巴嫩内战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不同政治军事派别彼此混战，各个派别之间同样是受到来自于各个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的支持和帮助，以色列也同样十分关注战场进程及其可能给以色列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
如今的伊朗，也和当时的叙利亚十分相似，都是内战战场最为重要的外部力量，而以色列也同样在叙利亚有着自己的“三个红线”，即不允许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力量靠近叙利亚-以色列边境地区，不允许伊朗及叙利亚政府将导弹技术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转移给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什叶派武装，以及不允许伊朗部队大规模的直接进驻叙利亚。
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却难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予以表达。以色列自身的尴尬之处就在于，自己的犹太国家属性，使得自己无法通过直接参与与叙利亚问题有关的国际会谈，来发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无论是当前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机制、索契进程和阿斯塔纳进程，以都无法直接参与其中，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即游说相关参会方，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诉求。
因此，当叙利亚境内出现某些突破自己立场的“红线”事件之时，以色列也在坚决地通过有限度的军事手段，表明自己的立场。
以色列通过多次越境空袭行动，打击可能存在于叙利亚境内的化武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重型武器交易、转移及技术转让。以色列对外情报部门的两大分支——国防军的情报机构和摩萨德——分别通过卫星图片、电子侦讯分析和网络入侵与线人密报的方式，来不断跟踪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和重型武器的去向问题。一旦发现可能存在军火交易，以色列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越境空袭的方式来发动攻击，消灭潜在的军事威胁。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高层不断发出的“伊朗威胁论”等论调，以及以色列军队在北部地区的集结和演练，既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也是以色列政客们为自己谋求政治影响力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