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先秦道家基本上都相信天命的存在，并且认为天命具有强大的权威，命不但决定人的穷达贵贱，也决定人的寿夭生死，列子和《黄帝四经》更认为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天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天命是早就注定的，人力所无可改变，人的一生都无法逃离天命的安排，但如果具体到个人，则一个人的命好命坏又完全是一种偶然性。道家认为命是神秘的，不可预知也无法言说，而且“命”和“时”缺一不可，而当道家的命论和“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具有了一种“自然”意味。
“天命”是先秦哲学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研究者对儒墨甚至法家的天命思想都研究得比较充分，但对先秦道家的天命思想却向来少有探讨。零星的成果有：罗安宪分析了道家对天命所持的一种自然的无可奈何的态度，张海英、张松辉探讨了老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少研究者认为道家是不相信天命的，道家所说的天是自然义的天，并不包括天的神性义。但事实上道家是承认天命、相信天命的，笔者曾撰文仔细证明过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探讨先秦道家天命思想的特点。本文认为，在道家看来，天命具有强大的权威，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而当道家的命论和“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具有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意味。
一、天命具有强大的权威
先秦道家基本上都相信天命的存在，并且认为天命具有强大的权威。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认为冥冥之中有张广大无边、疏而不漏的网，善恶必报。这张代表了天意的天网，是令人敬畏的。但老子所言之天，却并不令人恐惧，因为其行为方式遵循着某种规则，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赏善罚恶，丝毫不爽。老子的这种思想是西周时期典型的天命神学思想，也是对三代以来天命思想的继承。如《尚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不过在道家大多数人物看来，天命虽具有极大的权威，但其行为方式却并不一定遵循赏善罚恶的原则，列子是持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
列子是个命定论者，在他看来，人的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是命中注定的，万物皆有命，万事皆由命，命能制人穷达贵贱，寿夭生死，而人力无所施。
首先，列子认为一个人的穷达贵贱完全是命中注定，人力不能起任何作用。《力命》中，北宫子和西门子两人世族、年貌、言行相差无几，北宫子造事而穷，西门子造事而达。列子借东郭先生之口指出北宫子和西门子二人穷达不同，非关人力、非关智愚，皆是天命如此，并且命好命坏没有任何自身德行方面的原因，一个人的品德不再影响到一个人的命，命让谁穷、让谁达纯粹是偶然的、随意的，没有任何标准和根据。
在肯定了命对人的穷达贵贱的巨大控制作用时，列子便完全否定了人力在天命面前的任何主观能动性。譬如在谈到管仲和鲍叔牙善交、齐桓公善用人时，列子就认为，召忽之死，鲍叔举贤，小白用贤，这些表面上看来是人力的事，其实都与人力无关，而是由背后的天命所决定的。如张湛注云：“此冥中自相驱使，非人力所制也。”管仲与鲍叔交好，自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却在向齐桓公推荐国相时否定了鲍叔而荐举了隰朋，列子也否定了其中人力的作用，认为鲍叔没有相位，是鲍叔的命决定的。
命不但决定人的穷达贵贱，命也能决定人的寿夭生死。列子说：“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生亦非贱之所能夭，身亦非轻之所能薄。故贵之或不生，贱之或不死；爱之或不厚，轻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人的寿夭生死与人力无关，或生或死，或厚或薄，都是命中如此。
不但生死是由命，在列子看来，那些该生而不能生、该死却不能死的种种情况，也是受天命所制的。《列子・力命》说：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
表面看来，求生得生，好像是由于仁德与智力，求死得死，也好像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个人行为所引起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列子认为求生能得生、求死能得死实际上都不是因为人力，而是天命注定如此。如果不是天命如此，一个人根本得不到求死就能死的好福气，因为还有很多求死都不能死的人。卢重玄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汉高祖死后，戚姬被吕后百般折磨，“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当此之时，生不如死，却求死而不能，这便是“天罚”，而这种求死不得的境遇，也是一种天命，是天对她的处罚。
因此，在列子眼里的天命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天命的笼罩下，大如天地、贤如圣智、神如鬼神，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所谓“窈然无际，天道自会；漠然无分，天道自运。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人只能匍匐在天命的脚下，任其肆其淫威。列子此处所言的命，和西周时期的“天命”虽有名称上的相异，然性质却很相似，并且西周时期的天命，是一个具体的有意志的天神，人们可以通过献祭和祈祷，求得他的欢心，尚有些微可以发挥人力的地方，而此处的命，却更加抽象，而所管理的范围，又似乎更加无所不至。因其抽象，因其无所不至，人便失去了通过祈祷和献祭而改变神意、求得神的眷顾的机会，因而在命的面前，人便更加束手无策，只能一切顺从，万事委之于命。
庄子也是一个命定论者，他认为人生的一切遭遇都是天命决定了的。“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雍”，人所能做的，就是通达情理，顺任自然，乐天安命。“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对于天命的强大力量，庄子是有深刻认同的，我们可以归纳出他有一个严密的三段论：
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
庄子认为，天下有两个最不能违背的法则：一是命，一是义。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命中注定。子女对于父母的命令，不能违背。天地虽大，没有无君之国，所以人臣与君主的关系，叫做“义”，为臣者有忠于君主的义务，所以君命所指，也别无选择。但在庄子看来，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对君主的顺从程度，都远远不能与对天、对阴阳的顺从相比。所谓“违亲之教，世或有焉；拒于阴阳，未之有也”。阴阳，即造化，其实也是指天。庄子在这里，构造了一个很严密的三段论：父母之命，君主之命不可违→天命远远高于父母、君主之命→天命更加不可违。所以对天命，人们应该采取一种更加顺从的态度。
《黄帝四经》也认为天命具有强大的权威，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天决定的，如果违逆天意，就会遭到天的惩罚。《经法・国次》说：
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夺而无予，国不遂亡。不尽天极，衰者复昌。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墟）其国，兼之而勿擅，是胃（谓）天功。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位），圣人故载。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人强朕（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朕（胜）人，因与俱行。先屈后信（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
天意决定着天下的万事万物，一个国家是否应该讨伐，这也是由天决定的，人只不过是替天行道。人如果违背天意，讨伐了不应当讨伐的国家，就会受到天的惩罚，所谓“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相反，如果该讨伐的不去讨伐，或者讨伐时没有达到（或者超过）天所要求的标准，也不行，亦即所谓“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总之是一切都要按天的意志行事，并且在顺应天道大功告成之后，不能擅自居功，要把一切成功归之于天。只有成功而不归功于己，才不会招来祸患。如下文所言：
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隋其城郭，棼（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列（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胃（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奉（逢）央（殃）。
征伐了别的国家之后，一定要把这功劳归之于天，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天的惩罚，由此可见天命的强大力量和人在天命笼罩下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儒家相信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儒家也重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最多也只是尽人事而知天命。墨子却是全然的“非命”，不承认人有什么先天注定的命。道家却大多承认天命的强大力量，并且认为人事不能影响天命，因而取一种顺天安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