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
（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国际儒学联 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
内容提示：应当重新估价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儒家思想的实质和宗旨是以人道实证的方法来获得人道真理。这对解决当今世界的种种现实问题，特别是克服人的价值观偏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价值何在？“所谓宋明理学，不过是伪哲学”[1]，一些敏锐博学、而不真正研究中国哲学的思想家的这种认识尚可理解，但近年来学术界内部合法性的怀疑就值得深思了。如果说仅仅在于人文道德这些形而下方面，那么西方也有，而且更合乎现代人理性的需要；如果说是抽象的人生境界，比如冯友兰先生的四大境界、唐君毅的心通九境等论，都似乎缺乏现实的土壤，要么显得空泛，要么高不可及。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困境和问题，中国哲学究竟能贡献给世人什么呢？
先把困境认识清楚再说。人们常说有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三大矛盾。怎样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呢？分别又依次是用经济发展、政治革新和自我解放（印度哲学思想中又称为“解脱”）的手段。前两种手段往往是交错进行的，人们忽视了最后一种手段。我认为，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制约着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人的基本需求满足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从最后的根源入手——外在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它有一定限度，否则适得其反。革命也好，改革也好，如果不和人的自身发展、特别是人性本身的改变联系起来，就会陷入利益分配的怪圈而循环不已。这人性最后的根源即在于人的意识领域。罗马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拉兹洛创立的广义进化论认为：现在解决一切全球性问题只是以外部的方式进行，而根部却在人们的内部心理和意识；以“对意识的非正常状态体验”[2]为契机，“激发出新价值观”[3]，通过“改变我们的意识状态使之进化，从而超越这个充满危机的‘外部’世界，同时超越被危机困扰的精神的‘内部’世界”[4]。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于其心性思想。但如果它仅仅指一般形而下的心灵状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价值，因为西方的心理分析哲学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关键在于它的最高层面指向形而上状态——心性本体。这种状态用语言是难以描述的，但思想大师们还是把它从方方面面阐述了出来[5]，只是被我们现代很多人曲解或误解了。这一内在超越的本体对矫正当今时代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对意识本身的积极修养有助于内外在困扰的消除。
为此，需要提升对中国传统哲学意义和价值的评估。西方文明主要体现在自然理性哲学孕育下的自然科学上，由自然实证或理性构造方法得到自然真理；东方文明主要体现在人文理性哲学培育下的人文（人道）科学上，由人道实证的方法获得人道真理。[6]物质追求和权力欲望只是短暂的、虚幻的表象，精神惟有求证超越的内在本我，才能满足人类永恒的渴望。
我国传统哲学把人生的真理称为“人道”。道不远人，道不离人，人道合一，道事合一。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决不仅仅是一套观念性的知识体系。它以人道实证的方法论为基础，要求人们亲自去体验修养，把做人的理则自动体现出来，成为“以身载道”的理想人。这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认为的：体证见“道”以后，在人的身心上即有一自然其然、“不由己”亦“不由人力”、“欲罢不能”、符合“天则”的必然现象出现。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可作如是观。换言之，以形上的“道”作为最高原则来指导形下的人生活动，即表现了这种人道真理。这一形上之“道”并非预设，而是可实证的心性形上本体世界。陈白沙对此有极好的说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7]关于人道实证的层次性和科学性，我们可以用理学家的为学次第来说明：为学次第表
该表为用功先后、高低、深浅的一般进程。理学家强调工夫要循序渐进，难以急迫促成。正如高景逸指出的，“此体愈穷愈微，有层级可言……所谓层级，就人见处言。身到此处，见至此处，进一层又一层。”[8]尽管思想家们揭举的名称不一，但这些大致相似的经历，反映了人道实证在方法上的科学性。其他人可按此次第，同样来进行验证，质诸往圣，便若合符节。如江右王门学者罗念菴，“及至功夫纯熟，而阳明进学次第洞然无间。天下学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后得阳明之真”[9]。
现在来作进一步的解释：第一步为悟得心性本体，一般是在静中修养所得（也不排除在动中悟得，不过更为困难而已）；第二步主要是在动中涵养或保任本体不失（因为儒家要做外王事业，这样的人生活动主要是动态的），达到时时处处都能使本体恒定呈现，即在“动静合一”中达到纯熟；第三步则为应用本体，以本体作指导，配合知识等外在条件，完成儒家经纶参赞的外王事业；第四步是在做社会事业之后，通过忘化工夫，返回本体，常住本体界，超脱一切外在功名利禄束缚，享受理学家所说的“至乐”人生；最后再进一步超越生死，达到“无生无死”的宗教人生境界。在先秦儒家或理学初期，大多数学者不谈生死或谈得极为简略，而在理学发展后期，还是突破了以前把这一问题推给佛道领域的局限。《明儒学案》中记载了很多学人知死期或临死表现的情形。这是因为，很多思想家都把生死关头，看作是学问是否得力的最终表现。总言之，“此中境界无穷，阶级无穷，滋味无穷，非实修实证者”[10]不能了解圣人的这一心性过程。
一生都在寻求“人类真理”[11]的托尔斯泰这样说道：“人生的意义仅仅在于以建立天国的行动服务尘世”。[12]欲用较高的真理指导人生（也不无实用的价值），探索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遗憾的是找到上帝那儿去了。泰戈尔所宣讲的“内在的最高真理”[13]极为深刻，如果能将“梵”的神秘色彩淡化一些，那么，他所说的“人性的最高真理”[13]与我们这儿讲的并无什么不同之处。
用台湾已故学者林继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这一真相在近现代昧失或走样失真了。为什么？问题出在方法上。近现代学人主要采取的西方化逻辑方法或延续清代学术的考据方法不足以对形而上之“道”作出解释，一般的体悟方法亦不济事。他认为，惟有理学倡导的实证工夫才是最根本的方法，“有工夫，才有本体”、“有真工夫，才有真本体”所反映的本体与工夫关系，可视作理学之定律[15]；否则，搞不明白这层关系，就会造成对中国人文思想核心层面的模糊认识，今人所讲的会通或融合亦只能停留在个人的良好愿望上。黎鸣先生指出，所谓“朴素的”、“初等的”、“古老的”价值评估，是用西方的新“八股”铲除中国古代思想，应该丢到垃圾堆里去；仅仅一味借用西方哲学—科学逻辑方法是不行的。[16]东西方思想走的路向不同。西方的本体观念建立在理性的抽象架构上（其背后是上帝观念），东方的本体观则是奠基在修养工夫之上，切不可混淆。
这一心性本体，从价值观看，古人又把它叫做“至善”、“无善无恶”。因为善扩展到人的一切领域，没有“恶”的存在了，所以可称“至善”；同时，又不能以形而下学的相对之善恶来刻画它，所以可称“无善无恶”。当今观念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鸿沟，“真”与“善”相分离；用“善”来规范“真”的应用，是唯一的选择。但是，以形下的相对之“善”来引导技术理性，则潜伏着“恶”的一面。这真如章太炎大师所说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了。科技知识如被用来作为恶的力量，必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真与善冲突的困境，形上心性本体乃道德主体和仁义的根源，其“至善”的特性，能改变形下相对之“善”的局限性，可作为人类活动的道德化最高原则，从而提升并指导科技知识发挥其正面效用；实现科技人性化的途径，如经心性实修工夫的融铸，人类求得的经验和理性知识的应用必趋于道德化。以人文真理主导自然真理，把东西方文化优势结合起来，方能为人类开出光明前景。这样看来，相对之“善”必须跃升到“至善”（“绝对的善”）即心性本体这一道德的形而上根基上，才能从“本”上显“正”效。如此讲，心体虽虚，却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17]，用本体界统摄形下界，使知识等外用置于道德之下，让外王事业经过修养工夫的陶冶趋于德化极至。
如进一步以形上智慧诱导人们超越功利层面，向上超拔，则可逐步进入理想人生。经济社会造成了普遍沉溺于物质主义的弊端，而当代的文化深层缺乏一种实在的、高深的哲学基础提供给人们。在传统哲学中，形上心性是人性的最深层次，它超越于一般道德观上的良心层次，为人生活动的究极准则。对这一理想人生即“真我”的追求，其实现的潜在可能性是：由现实主义、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演变出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而后者所亟欲追求的，乃人生最后的实有或实存问题；物极必反，它已步入形上学的思想领域。如扭转向外追求、把握实有的方向，回过头来，把握我们自己的人生，向心灵深处去追求我们真实的自己——真我（仍不外理想人即心性本体的化身和体现），以获得人生的最大满足。这样，则物质、财富、科技、工业化等等，皆可隶属于人生真我的目标之下，各自施展其功能、发挥其效用，使精神与物质平衡发展，达到美满丰足的人生。这就起码在观念上根除了虚无主义的思想。人生是有伟大的意义和价值的，绝不是虚无的东西。既提升了“物”的价值，使其变得更加人性化，使物人化，又不致于陷溺其中，使人物化。在形上观念上，道家讲“虚”“无”，佛家讲“空”“寂”，儒学发展到宋明以后也吸收了这些思想（如李二曲即讲心性本体的“虚明寂定”特征[18]）。看似是虚无主义，但不要忘了，三家思想恰恰是透过这些观念，追求人生不空的真体；若非如此，其存在就是多余的。
自然科学的使命在尽物性，以探求自然真理为鹄的；中国哲学的使命在尽人性，以探求人生真理为鹄的。“人道”（人文真理）的完成，乃靠人文实证（工夫或方法）去探索。自然真理之可贵处，主要由于它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人文真理亦必复如此。西方哲学中显然缺乏这种对心体的描述。现代科学连意识的表层（宋明哲学认为这还是气质之性）还未认识清楚，更遑论什么超认识的意识本底世界了。今天，我们站在全幅中国人文思想的立场来看，如与西方思想作一比较，我们有一套仍具价值的、高妙的、可实证的形上哲学，为西方思想中所最缺少者。东方思想中的心性本体，实不同于西方哲学中思辩的本体观。中国人文思想与西方哲学无论其为唯心论、唯物论、经验论、实在论等等，都是不能附会比拟的。用西方哲学观念来分析、评价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只会使它走样失真。因为它们的性质、内容，探讨的对象、使用的方法等是不同的。西方思想必归结到自然问题上，其璀璨的文明，辉煌的成就，截至现在为止，仍旧在探讨自然原理的科学上。至于人生问题的处理，西方哲人始终沿其探寻自然原理的旧路，作纯客观而外在的思考，架空建构种种理论，作人生之指导，不合人生内在的需要。以今高度的科学文明，大群人生相反朝宗教信仰觅寻慰托出路可证此。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的目标是塑造理想人格——达到或圣或佛或仙的境界，亦即实现道与人合一的境界；其手段则是人道实证的方法（理学叫“为学次第”或“学程”，更有形、气、神入门的不同途径）；其核心思想是心性本体的观念，由此出发统摄文化诸单元，形成以本体为核心的同心圆，而人生各方面的需要在文化诸元中也就排列有序了。这一基本框架就是内圣外王。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经过熔铸佛、老精华的宋明理学濡染，进一步推向前进。理学以心性本体为核心，极大地发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由工夫的“实修实证”，呈露形上心性本体之境后，工夫和本体的互动便奠定了内圣的基石；再作经世宰物的外王事业，复摄于声臭俱无之本体，从而完成全体大用之学，构成儒家的外王事业；圣人即是以本体为内核，内圣外王的理想人。这里，“适用”不同于“实用”，含有以“体”支配的意义。这一切被统一到理想人（圣人）之中。以图示之即为：
今天再来谈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就应打破儒、佛、道三家界限，以佛道为内圣主导（袭取儒家一部分思想），以儒学和现代所需为外王引导，以解决现代世界面临（归根结底主要是人自身的）问题为指向，再建传统哲学。有人提出，内圣为什么开不出外王？我认为，不是坎陷的原因，而是内圣得还不够（按：传统哲学结合外王所需要的如知识等种种条件，本可以是知内而达外的），外王得仍不足，更遑论什么内外合一之学了。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首先要廓清笼罩在心性之学身上所谓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认识迷雾，认清传统生命哲学的精华所在，走出学界的狭隘世界，找到一条芸芸众生人道实证的路子——这也许是中华传统哲学所能给予世界的最大智慧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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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0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