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存训教授
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县，南京金陵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曾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学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东亚图书馆馆长，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现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学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英国李约瑟东亚科技史研究所终身研究员。著有中、英、日、韩文本《书于竹帛》、《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造纸与印刷》，中文本《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中美书缘》，英文本《中国书目解题汇编》、《古代中国论文集》、《区域研究与图书馆》等专著及论文百余篇，为腾声国际之著名者。
笔者于2002年夏季，受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之邀，至芝加哥大学作为期一年之访问研究，因得以拜谒钱教授。深觉钱教授之学行及治学经验甚可供学界参考，爰征得钱教授同意，以有关中国书籍史之研究及治学方法为题进行访问。访问于2002年11月7日至2003年1月9日之间，共进行多次会谈。地点为芝加哥市海德园区钱教授住宅。为方便读者了解，文中所提及之部分内容，笔者特略作批注，以便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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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求学及工作的情形
问:先生来美国之前，已在中国国内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且有一段工作经验。首先能否请先生谈一谈在国内求学及工作的情形?
答:我最初是在家塾启蒙，后进人泰县第二高等小学肄业。1926年毕业于淮东中学(现泰州中学)。1928年进人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工作，这可说是我与图书馆事业结缘的开始川。当时金女大的吴贻芳校长特别允许我在该校选课，我曾选读了廖凤林先生的“中国通史”和曾虚白先生的“翻译学”。在曾先生课堂上的作业，翻译了罗梭(Bertrand Russel)《东西快乐观念之歧异》以及欧策德(DorothyJ.Orchard)《中国以抵制外货为对外武器》，这两篇译作曾先后发表在当时风行的刊物[2]，成为我译作的开端。
我在金陵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图书馆学。曾修习贝德士(Dr.M.Bates)先生所授的“欧洲史”、“俄国史”、“印度史”和“日本史”，刘继宣先生的“中日交通史”，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除必修的国文、英文、数理化等课程外，我也曾选读胡光炜(小石)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刘祟本先生的“政治学”，吴景超和史密斯(Dr.Louiss.C.Smythe)先生的“社会学”、“人口学”、“社会调查”，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李小缘和陈长伟先生的“图书馆学”等课程。图书和历史两者的结合，对我一生的事业和研究兴趣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能终日与图书为伍以及在芝加哥大学写作硕士与博士论文，也都和在大学所选修的课程有关。
1932年大学毕业后，我由校方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在馆长杜定友先生指导下，学习到一些图书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五年后，我应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聘，改就北图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此馆是北平图书馆因战事南迁所设的分馆之一，地址设在新建的地质调查所大楼内，主要收藏由北平南迁的西文及日文全套科技学术期刊以及有关工程的重要参考书约四千余册，另有内阁大库旧藏舆图七千余种。但是当我到馆后没有几天就发生了芦沟桥七七事变，不久战火延烧到华中，北平总馆南迁长沙，再迁到昆明，南京分馆也奉命疏散，我被改派到上海办事处工作。那时上海分馆设在法租界的中国科学社内，由北平迁来的全套西文科学及东方学期刊约一万多册存放在那里。另有善本古籍约五千多种，六万余册，以及敦煌写经九千多件和金石碑帖数百件，则存放在公共租界的仓库内。当时上海的工作除了保管善本图书外，还协助编印中英文本《图书季刊》、搜集抗战史料以及对国外图书馆的联系。
不久，上海租界内的安全也渐无保障，于是由当时驻美大使胡适之先生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商定，将存放在上海的这批善本移存该馆，并摄制微卷以供流传。虽然双方已商议成功，但上海海关在日军的监管下无法运出。最后由于偶然的机缘，由我和海关外勤人员秘密商定，将善本图书伪装为代国会图书馆采购的新书，分批交由商船运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抗战胜利之后，我受教育部委派拟赴华盛顿将这批图书接运回国，但因国内战事爆发，未能如愿[3]。却由馆中推荐来到了芝加哥，至今寄居此地，不觉已超过半个世纪，回首当年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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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与进修的过程
问:先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到芝加哥大学的?
答:我是在1947年秋季以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的身份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主要的任务是负责整编远东图书馆自1936年以来所购置积存的中文古籍，同时在图书馆学研究院进修。但工作一年后，邀请我来芝大的顾立雅(Herrlee.Creel)教授要我延期居留并在东方语文系兼课，而且愿意协助我接眷来美。经北图同意后，芝加哥大学自1949年起聘任我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讲师(Professorial Lecturer)[4]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不久，我的家眷来到芝加哥相聚，这是我和我的家人在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后，得以安居乐业、埋头苦读而最清静的一段时期，感到十分幸运。
问: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进修的过程如何?
答:我最初来美的计划是大部分时间在远东图书馆工作，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研究院选课进修。芝大采学季制，每年四季，每季应选三门课，我因全工半读，每学季只能选读一门，连同暑季，每年可选读四门。因此，前后共花了五年时间，于1952年秋季取得硕士学位。在完成硕士学位之后，本已觉得精疲力竭，实在不想再上层楼。但是由于在校学业成绩不差，受到许多教授的鼓励，同时多年来学费全免，没有经济上的负担，终于决定继续深造。再经过五年时间，于1957年夏季取得博士学位。总计在芝大进修，前后共计十年。如今回想，若非当年顾立雅教授的善意安排，以及我妻文锦和家人的全力支持，实在很难想象如何度过每天工读将近十六小时的日子，而这一苦干作风，竟已成为我的生活习惯。至今每天必须伏案研读或面对计算机写作，否则便觉得枉费时日，难以安心。
问:能否请先生谈一谈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修业时对您较有影响的几位教授?
答:我对图书馆学发生兴趣，主要是在大学读书时，曾一面在图书馆工作，另外也深受刘国钧先生所授“中国书史”一课的启发;因此，到芝加哥大学后，即决定主修图书印刷史。芝大最初讲授印刷史的教授是卜特勒(Pierce Butler)先生，他所著的《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西方印刷史的权威之作，可惜在我到校一年后，他就退休了，因此我选读的硕士课程主要是由其他教授所讲授。其中有贾瑟·希拉(Jesse H.Sherra)讲授的“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卡劳夫司基(Leon Camovsky)讲授的“图书馆调查法”，佛斯勒(Herman H.Fussler)讲授的“大学与研究图书馆”，以及艾西汉(Lester E.Asheim)讲授的“读物研究”、“大众传播”和“内容分析”等课程。那时图书馆学的重点正值由人文学科转移到社会科学的时代，因此新设有关这一类的课程，对我写作硕士论文《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开始修读博士课程时，专治西洋图书印刷史的文格(Howard W.Winger)教授于1953年受聘来校，主讲西洋图书馆史、书史和印刷史，因此成为我的导师。他的学养和风度对我的治学、研究以及行事为人都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我的博士研习是图书馆学和东西语文的双重专业，因此我也曾选修顾立雅教授所开设的教研班[[5]，以《战国策》为题，写作论文。后来我写作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便是在他们二人的指导下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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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及教学的经验
问:先生曾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多年，能否请谈一谈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答: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现已改名为东亚图书馆)于1936年设立，主要是为配合中文教学的需要，开始搜集基本工具书以及研究所需的四部典籍以供参考。因为创办人顾立雅教授偏重中国古代史的专业，因此经部以及古典方面的收藏特别丰富。其他如丛书、类书、方志、全套学术期刊等也颇多收藏。1945年又购入纽百莱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 )原藏由德籍汉学家劳佛(Bethold Laufer)博士于清末在远东所购中、日、满、蒙、藏文图书二万余册。在我到馆时，全部藏书已近十万册。我以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原藏古籍的编目工作。从查考内容、分类编目、写印卡片、黏贴书标到搬书上架;都由我一人担当。五年后才由文锦到馆襄助，但不久她受聘为东方语文系中文讲师，教授语体文而离馆。芝大的中文教学，过去都是以文言为主，这是最早采用白话文教学的开始。
远东图书馆最初设在东方学院的地下室，1958年迁移至哈普图书馆二楼，增设日文部，稍后亦购藏韩文资料。1970年再迁到新建成的约瑟·里根斯坦图书馆大楼。新址地方宽敞，设备完善，是美国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大馆之一，也是中西部收藏最富的一处东亚研究资料中心[6]。现今东亚图书馆收藏已达五十万册，各类齐备，所藏善本有元、明刊本、稿本等五百多种，一万五千余册;清初迄乾隆刻本约五百种，七千余册。其他精品有汉代封泥、唐人写经、五代印本《陀罗尼经》、明刊清修《大藏经》六千余卷，另有自日本内阁文库影印的明刊方志及善本五百余种及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微卷一千余卷。总计馆中特藏以经部数量最多，其中不乏孤本与珍本。如明万历刊本《尚书撰一》、明崇祯刊本《尚书集解》、清初刊本《四礼初稿》等，皆属稀品。另有《玩湘替旧诗集续编》及文廷式《知过轩随录》等，皆为未刊稿本。
自从二次大战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范围已从传统的语文、历史扩充到现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部门;因此，从1958年起，远东图书馆获得联邦政府、福特基金会及芝大的特别补助，所购新书除补充古典著作外，也大批采购全套期刊、公报以及自1920年代以来所出版的社会科学及新文学作品。虽然在五十年代，受到韩战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购买中国图书曾遭遇到不少限制和波折，但仍然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搜求未辍。今日芝大东亚图书馆所藏的现代出版资料，其选择不仅无特殊的政治背景，更无地域之分，因此有许多重要研究资料，都兼收齐备，很多为中国大陆或台湾所未存。这是芝大东亚馆收藏的原则，也是国外一般收藏的特色。
问:能否请先生谈一谈您的教学经验?
答:我从1949年起在东方语言文学系兼课，讲授“中国目录学”和“中国史学方法”。这两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研究生如何搜集数据撰写论文，因此第一学期的“中国目录学”，我即采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目录学的内容，编成一套讲义，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十个专题，每周讲授一个专题。第一部分为“通论”，包括定义、范围及功用，图书印刷史、版本学名词及术语等，使学生对图书本身的历史和图书资料的基本知识有一了解。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包括采访、分类、编目、检字法、写作格式、数据组织等，从图书馆作业到搜集数据及论文写作的实际过程加以介绍。第三部分为“参考工具书”，包括各类目录、书报索引、字典辞书、丛书类书等主要参考资料，以增进学生对一般工具书的知识和使用能力。除了课堂上的讨论外，每部分都有指定作业，作为练习。
第二学期则专门讲授“中国史学方法”，因为东方语文系的研究生写作论文，主要为文史专业，因此这门课的内容着重在检讨史部数据以及对传统史部的重要著作及主要参考工具书等加以系统的介绍。这两门课实际上是作为汉学研究方法的人门，学生修习之后，在写作论文时，从选择题目、搜集数据，到计划大纲、拟定子目、写作格式、编排参考书目等都有所帮助。从1958年起，远东系即规定这两门课为博士班的必修课程。因此，博士生的论文前期作业大都是从这两门课程的练习中所形成。另外，我曾在图书馆学研究院开设过“中国印刷史”的教研班三次，一方面将我写作(造纸与印刷)所搜集的资料与研究生分享，一方面也训练了一批对此专题从事高深研究的青年学者。这是美国大学中唯一开设过这一专题的课程。东方语言文学系于1958年起，分为远东(后改名为东亚)、近东及南亚三系。
另外成立跨院系的远东研究中心。我在1958年升任为远东系副教授，1964年升任为东亚语言文明学系和图书馆学研究院的正教授，以一半时间从事教学与研究，另一半时间则兼管图书馆的业务，直自1978年退休。因为校中仍为我保留一间办公室，许多研究工作也是在退休后才能专心写作，实际上可以说是退而未休。
4
研究与著述
问:先生在工作、教学之外，同时也重视研究，著作不辍，深受学界推重。能否请先生先谈一谈《书于竹帛》这部书写作及出版的情况?
答:《书于竹帛》这部书原以英文写成，书名为Writtenon Bambooand Silk: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底稿是我的博士论文，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籍和其他文字记录的载体和工具作一系统的研究，提供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及继承的信息，使西方学者在研究世界图书发展史时，对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增加了解。在论文完成后，曾加修订，改题《书于竹帛》，经图书馆学研究院推荐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当时西方的中国研究还是冷门，对这一主题偏僻的著作，出版社认为销路有限。不意出版后三个月内，第一版就已售罄，接连于1963及1969年二次续印。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7]，认为是卡特(Thomas Cate)《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经典著作的姊妹篇，并由各大学采用为指定参考书。最近我已将英文版的内容重新修改，不久将出版增订本。
此书的中文译本，最早于197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古代书史》。后来又有几次增订，书名也有改易[8]。另外，此书曾由日本及韩国学者分别译为日文及韩文[9]。回顾这部书从1962年出版以来，到今天不觉已经过四十年，其间陆续增订、流传广远，实在是始料所未及。就如同平冈武夫教授在日文版的序言中所说，此书“可以说是一部由殷墟到敦煌这重要时代整个汉字书写的历史。……是以重新观察汉字文化为出发点的著作。……这是一部持续成长、幸运的书，也可说是蕴含着生命的书。"[10]
问:先生另外也著有《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造纸与印刷》、《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剧史论文集》、《中美书缘》等书，能否请您谈一谈这几部书的写作情形?
答:我的《书于竹帛》下限断代为公元700年前后印刷术发明的初唐时期，出版后曾打算写作续编。正好1967年接到英国李约瑟博士的邀请为他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大系中第5卷第1册中有关“纸和印刷”一章的写作，可谓不谋而合。因他已届退休年龄，希望有生之年能和他人合作，完成他的《中国科技史》巨著。因此，我接受他的邀请于1968年秋间访问剑桥，商谈写作计划。同时并访问英伦及欧洲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开始收集资料，以供参考。此后又遍访其他各地，数据愈集愈多，内容愈拓愈广，结果从草拟大纲到全书完成，前后花了十五年的时间，而篇幅也从预订的一百页扩充成为三十万言的一本专册，实非初料所及。
此册共写成十章，其中造纸、印刷(包括制墨和装订)及传播各三章，另绪论一章，除全书提要及介绍有关资料外，并讨论为什么这二大发明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西方世界?最后一章并论二者的功能和影响作为结论。我特别指出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功能虽然相似，但其影响则并不相同。在西方，印刷术的使用，激发欧洲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使民族语言及文学的发展和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印刷术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持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因此，印刷术和科举制度相辅相成，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坚固基础。这一结论和他人意见不同，但受到李氏的赞赏，认为可提供他在全书结论中的一些思考。
这一册的写作是在公余之暇，断断续续，多年未能完卷，直到退休后才能专心于此。因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和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奖助，得以聘请研究助理相助编订。于是又花了两年时间，终于将初稿十章完成。再加搜集插图约二百幅，编制参考书目约二千条，全书在1982年中全部杀青，9月再访剑桥，将书稿面交李氏作一结束。最后再经过编辑、排印、校对等技术性加工，全书终于1985年作为《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的分册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册定价六十六英镑合美元一百元，相当高昂，但初版一千五百册在发行前就已预订一空，二次印刷不久又告售罄;因此我又将初版中的排印错误加以修订，1987年再重印第三版，成为李氏大系中最畅销的一册。李博士对这一册合作的成功，表示非常满意，因此特别来信，谓经董事会通过，聘请我为他所创办的东亚科技史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Research Fellow Enpermanence)，这是对我的一项特殊荣誉，因此欣然接受。同时此书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册对纸和印刷术的权威之作，也是有关这一专题的一部百科全书。
不久，北京中国科学院首选此册请刘祖慰教授译成中文，题名《纸和印刷》,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作为赠送李约瑟博士九十岁生日的一份寿礼。稍后，台湾《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亦由刘拓及汪刘次昕父女另译，题名《造纸与印刷》,1993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有译本一种为北京外语大学夏祖奎教授在此书出版前根据原稿所译，因我无暇校阅，至今未能出版;现正由北大郑如斯教授审订，将题名《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另有日文译本，由泽谷昭次及佐藤武敏两位教授合译，将收人日译本《中国の科学と文明》大系中。又年前有韩国全南大学宋日基教授请求许可韩译，但至今尚未完成。
《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一书于199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有关专题论文十六篇，附录“中国印刷史简目”及题跋、评介等十篇。此书所收的论文，大部分是我写作《书于竹帛》和《造纸与印刷》二书的副产品。因为专书限于篇幅和体例，对一些细节不便详细讨论，但对某些问题则必须探明原委，才能作出结论，因此必须先作专题研究，再把重点在专书中摘要叙述。例如有关“书刀”的研究，在《书于竹帛》中只有两页，但在论文集中所收的《汉代书刀考》则长达一万言[11]。此书最近经过增订，改题《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分上下二编，收人论文及杂文各二十篇，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2年底出版。
至于《中美书缘》一书，于1998年由台北文华图书管理信息公司出版，收录有关中美及东西文化交流的论文、报告和杂著等共十二篇，附录四篇。此书的内容大致包含有关“东西文化交流”的记述，尤其是对中美两国间早期及近年的交往的记录和分析;“欧美书藏概况”对西方所藏中国语文数据加以有系统的介绍;以及“中外人物怀念”对多年来在国内外所交往的几位师友的怀旧与记念。整体来说，此书所收录的大都环绕我写作的另一主题:中西文化关系，其中不只是一些史实的记录和报导，也包含了一些个人的经历和观感。另有和他人合编的专书两种:《古代中国论文集》是为纪念顾立雅教授70岁生日而编辑;(区域研究与图书馆》是研讨会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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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与经验
问:到芝加哥大学来，对您的治学有何影响?
答:在国内时，虽然我也曾经发表过几篇论文和译述，但大都是在大学时代的课程作业，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后，在写作方面，对选题、搜寻资料和研究方法等都有新的收获;加上多年来教学的经验，对于治学和研究，也自觉有一些进步。譬如选题，观点比较新颖而深人，多找前人所未言，填补空白或小题大做;在参考数据方面，则注重原始和完备;在研究方法上，则从领悟和创新等多方面着手。
譬如:我的硕士论文《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采用计量的方法，在译书目录中收集到十六至二十世纪的译书约一万种，从题材类别、原著来源、译述数量及出版年代等方面加以分析，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变化。这一方法实受英国学者休漠《统计目录学》(E.W.Hue:Statistical Bibliograhy,London,1924)一书的启示。此书采用统计方法对欧洲在印刷发明后的摇篮本[12]约二万种的内容加以分析，以见印刷术对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学者对目录学的观念，一向注重著录的内容，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是一种内容分析，即从分析书目内容，进而追溯文化的长成，我的论文以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史尚属首创，因此获得《远东季刊》主编的赏识，将摘要在该刊发表[13]，成为我以英文写作发表的开端。
另一篇论文《中国图书分类史》[14]曾论及中西分类思想的异同，也是采用所谓比较法的。我在文中提出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0一1626)的三分法，将人类知识分为哲学、历史和文学，是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基础，这和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除经部以外完全相同。培根再将哲学分为神道、自然、人类，这和中国思想中的天、地、人三才的说法更为符合。培根的著作中引用中国的发明和事物甚多，因此我认为培根的三分法可能是受到中国分类思想的影响。
另有一篇讨论印刷术的论文[15]也是采用比较法的。即印刷术为什么在中国而非在西方发明?一般学者都认为印刷术发明的技术基础之一是印章的使用，但是印章在西方文明中的使用早于中国，可能在文字发明以前就盛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为什么西方的印章没有导致印刷术的发明呢?经过详细比较，说明中西印章不仅材料相同，用途也大致一样;可是西方的印章主要是圆柱形，在翁土、胶泥、或蜡的平面上滚动而作出印文;埃及的印章虽是平面，但大都是图案而无文字。而中国的印章多半是正方或长方形、平底、雕刻反体字、在纸上盖印，有时刻有一百多字。这些特征就和印刷非常接近，因此成为印刷技术的前驱，就不难加以解释。
问:在先生治学的经验中，觉得最应注意的原则及方式为何?
答:我的治学方法，主要是在研究院写作论文时所累积的一些经验，因为在写作之前，必须阅读大量有关的参考数据，因此，写作时多少受到这些数据的观点、方法以及内容的提示和影响。至于写作的文体，大概是从每日读报的新闻体裁中所得到的一些启发和领悟。因为新闻报导的文体，一般是简洁明了、文字通俗、叙述清楚，尤其是开头的主题的摘要，提纲挚领，继之是详细的事实说明，最后作出结论或批评，这种三段式的体裁，也是一般写作论文所采取的方法。因此，无意中学到了字句简洁、行文流畅、避免重复，使文字的组织有层次、有条理和有系统等，因此成为写作的习惯。
至于我的写作内容和体例，有读者认为:“数据丰富，结构谨严，章与章之间像有机体般的凝成一体。……古籍数据……用自己的文字再表达出来。[16]我想这一批评是确当的。对于资料，凡与主题有关的著述，我都全部收集，再加选择，编成参考书目，以供阅读。关于结构，我通常在写作之前，对全书的分章、分节、分段都预作通盘的筹划;初稿写成后，再对每个章节加以修饰和调整，使各部的长短适中。在每章的前后，也都互相照顾和关联。至于每章内容，大都根据资料的多寡和性质加以配合。譬如，在写作《书于竹帛》时，金石文字本应属于一章，但两者数据过多而与其他各章的分量不能平衡，因此我将金石分开，金文与陶文结合，石刻加玉辞各成一章。虽然陶泥和青铜的性质不同，放在一起似不合理;但我对二者的渊源和关联，在章首加以解释，就不觉得牵强。至于引用古籍，以英文叙述，必须对原文十分了解，才能逐字逐句翻译，再用自己的文字加以叙述。不若以中文写作，如引用古文，即使不全部了解，也可插人，因此以外文写作的难度就大不相同。
总之，我认为治学的原则是独创园地，避免与他人重复。因此，利用目录是作任何研究的第一步。从选题、拟定大纲、搜集数据、写作、以至编制参考书目，都必须首先检查目录，确定前人有无做过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如此可以避免重复，并据以改定主题或调整范围。在拟定大纲时，目录可以提供相近的著述，丰富内容。至于搜集数据，更必须依靠各种目录的帮助，否则就无法求其完备。目录的利用，首先应该检查“目录之目录”，因为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对检查任何有关目录，当然要先求教于目录的提示，才不致有所偏失，我在编制《中国目录学》讲义时，曾搜集各种语文有关中国的“目录之目录”2500余种，后来将这一部分特别提出，由郑炯文同学逐一检阅，写作提要，编成一部《中国书目解题汇编》[17]，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必需首先搜索的一部重要参考工具书。因此，我的写作数据能够比较完备，充分利用目录，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问:在先生所研究的领域中，您觉得还有哪些问题尚待探索?可往何种方向思考问题?
答:我的研究范围主要环绕两大主题，即中国文字记录的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两者的结合，从高度和比较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我曾在《书于竹帛》的绪论中指出中国文字的延续、多产和广被性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也是世界文化史中所独具的特色;便是根据我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所作出的结论，但是因为受限于全书的体例，对这几点仅能摘要说明，未能多所发挥。我想对这一问题，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掘，对每一特点或其他要点作出更详细的分析、举例和比较，可有较多的发现。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希望有志者继续探索。
对于图书印刷史的研究，过去中国学者的著述，大致可归纳为两大主流，一是传统的目录版本学系统，注重图书的著录、鉴别、流传和收藏方面的考订;另一是现代学者所受西方的影响，对印刷术的起源、发展、传统和技术等方面的探讨。我想将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注意对印刷文化史上各种问题的探索，尤其是印刷术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曾在《纸和印刷》书中提出这一问题，并比较印刷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西方社会中的功能和影响。我的结论是功能虽然相同，但有程度上的差异;至于对中国和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中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完全差异，并且背道而驰。在西方，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发展，鼓励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的民族国家;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印刷术和科举制度相结合，不仅帮助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我的意见和他人不同，但这一问题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我想这是研究图书印刷史应该重视的一个新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值得提出的是:人类思维的记录方式和载体的材料，其间有无一定的关系?我曾在《书于竹帛》的结论中说: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并没有改变书籍内容的高度和深度。试想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尤其像儒、道、法等各家学说，当时都是书于竹帛上的不朽之作。又如历代奉为正史圭桌的《史记》，也是写在大约五万枝竹简上一部重要著述。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似乎并没有产生超越这些书于竹帛上流传千古的学说。甚至今日的电脑时代，我们也还没有看到一部历史著作，其体例、规模和创见能超出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所包含的面、线、点而统盖历史全面的写作方法。人类思维的能力和文字载体的方式，其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思的一个重要课题。
问: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谢谢您的访问。
（由于本文篇幅过长，故删去注释部分，如需查看可翻阅原文。本文转载自钱存训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一书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