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制作 章维嘉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联大8年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元勋、172位两院院士、100多位名师巨匠……联大人参与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的场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火逼近，于1938年4月迁抵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下设文、理、工、法商学院，同年增设师范学院。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被公推为联大常委会主席。
梅贻琦一人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1938年5月1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5月4日正式上课，缺乏经费、缺乏资料、缺乏教室、缺乏仪器、缺乏食品、缺乏安全、缺乏……学生郑敏回忆，“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面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漂着几根菜，肉是不常见的”。（祁雪晶整理《回望我的西南联大》）
1944年12月初，日寇占领西南大后方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昆明及整个西南都岌岌可危，迅速唤醒青年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掀起从军热潮。
梅贻琦的儿女作了青年志愿从军的示范。独子梅祖彦1942年入联大机械工程学系，此前已担任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名。1945年2月23日，昆明《扫荡报》以《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为题披露了此消息。
1945年，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结束。1946年，联大鉴于已完成历史使命，决定撤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并迁返北方。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使三校融为一体。为纪念这光辉历程，校方决定勒石立碑，“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这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誉为“三绝碑”。碑阴为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有832人。
解放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在校园里建立西南联大纪念碑。四座西南联大纪念碑共同见证了西南联大的辉煌历史，共同传承“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
